农作物种业是国家战略性、基础性产业，是国家粮食安全保障的核心产业。种业的知识产权保护，不仅事关种业企业的创新积极性，还会对整个农业的产业升级与持续创新带来重大影响。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领导高度重视我国现代种业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示“要下决心把民族种业搞上去，抓紧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良品种，从源头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为保证和促进我国农作物种业的健康发展，近年来农业部门不断加大市场监管力度，深入开展打击侵犯品种权和制售假劣种子的专项行动，但由于《刑法》没有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罪、没有种业非法经营犯罪的司法解释，再加上植物新品种侵权行为隐蔽、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执法能力和手段弱、地方保护等多方面的原因，公安机关不愿介入、地方政府配合勉强，导致种业非法经营取证难、行政处罚力度轻，难以对违法者构成震慑作用。农作物种子市场上的知识产权侵权问题仍十分突出：2014年农业部组织对吉林、辽宁和河南的部分产粮大县进行暗访检查，发现套牌侵权的杂交玉米种子达到抽样的50%以上，其中大部分是近两年我国种子企业自主选育的品种。据了解，仅隆平206一个玉米品种2014年侵权的种子量约3000万斤。要促进种业科技进步，带动我国种植结构调整、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必须下大力气加大种业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为此，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 “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罪”入刑

　　全国人大在修订《刑法》时，应在第三章第七节侵犯知识产权罪中增加“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罪”，并予以如下合理表述：“未经品种权人许可，生产或销售被保护品种，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 增补“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罪”和“非法经营罪”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应在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的基础上对“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罪”做出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对“非法经营罪”涉及烟草、证券、期货、保险、外汇、出版、药物、电信、林木采伐等行为及处罚做出了具体的司法解释，针对种业的非法经营应对无证或未按生产（经营）许可证要求生产（经营）种子、未经保护品种权人授权生产经营保护品种种子，造成严重社会危害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违法行为及处罚做出具体的司法解释。

• 在《种子法》修订中增加维权渠道多样化内容

　　植物品种权是农业领域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中最重要的知识产权形式。正在修订中的《种子法》，已经充分考虑了我国优势作物种业及种业企业的发展需求，但是对维权渠道多样化考虑尚存不足。目前，植物品种权维权仅针对种子生产、销售环节开展，维权途径单一。建议在“权利一次用尽”原则下，采纳《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1991年文本）》的相关内容增加维权途径，可以在侵权种子收获物（如商品粮阶段）、收获物直接加工产品（如大米、面粉）等环节开展维权，给予权利人更多的维权途径。

• 强化“实质性派生品种”的保护

　　“实质性派生品种”是UPOV组织在1991年修改1978年文本时新增加的一项制度，是一项旨在平衡原始品种和派生品种当事人之间的利益，保护和激励原始创新品种权人的制度。由于UPOV公约1991年文本对实质性派生品种只做了原则性的规定，相关国家根据自身情况和利益诉求，在认定标准、认定主体、认定程序以及认定引起的法律后果等方面规定各有侧重。目前，我国还没有引进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原始创新品种权人的利益得不到很好的保护，致使我国农作物品种同质化现象严重。因此，建议完善《种子法》修订草案中关于品种权保护的内容，引进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即实质性派生品种可以被独立授予品种权，但实质性派生品种的生产和商业化应用，必须征得原始品种权人的许可，否则即为侵权。并就认定标准、认定主体、认定程序以及认定引起的法律后果等制定相应执行细则。保护原始品种权人的正当权益和创新积极性，加速现代生物育种技术的广泛应用，促进传统育种与生物技术的无缝结合，加快突破性品种的选育。

• 进一步加强品种权法律地位，建设高效有力的执法体系

　　鉴于农作物种子生产及销售的特性，品种权侵权行为一般覆盖地理范围广、维权时间集中、侵权鉴定过程复杂，取证及举证较为困难，且行政执法涉及农业、工商、公安等多个部门，导致诉讼时间长、成本高、执行难。因此，建议由农业主管部门牵头，联合工商、公安等部门建立全国及各省的统一行政执法机构，严厉打击地方保护主义，并将执法成果纳入相关部门绩效考核，进一步提高行政执法效率；同时，参考巡回法庭制度，针对品种权诉讼维权建立品种权巡回法庭制度，提高诉讼维权效率，降低权利人的维权成本。

     （作者伍跃时系全国政协委员、民建湖南省委副主委、隆平高科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