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直率、血性
两任民建湖南省委主委记忆中的成思危
“他留下的最宝贵遗产是改革精神”
◆湘声报记者 刘敏婕
7月12日零时34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民建中央原主席、“中国风险投资之父”成思危去世。
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民建湖南省委主委、长沙理工大学校长赖明勇如此形容印象中的成思危：“他是民建的舵手和精神领袖，既是我的领导，更像我的导师。”
而在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民建湖南省委原主委龙国键心中，成思危是“一个有血性、有思想、重感情的湖南人”。
7月14日，这两任与成思危过从甚密的民建湖南省委主委分别接受湘声报记者专访，讲述他们记忆中的成思危。
“他是一个真正的学者”
1998年的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上，成思危代表民建中央提交了《关于尽快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提案》，即此后引发高科技产业新高潮的“一号提案”。
此后，国内风险投资风起云涌、势不可挡，成思危被誉为“中国风险投资之父”和“中国创业板之父”。
“他的这些称谓是当之无愧的。”身为经济学者的赖明勇对湘声报记者说，上世纪80年代，成思危将美国风险投资的概念引入中国，中小板、创业板、私募等风投市场能从纸上蓝图成为现实，他的奔走呼吁功不可没。
在赖明勇看来，作为金融改革的长期践行者，成思危留给中国经济最宝贵的遗产便是改革精神。成思危曾经直言，我国创业板存在企业创新不足、估值过高、虚假信息和内幕交易、对创业板财富效应宣传过度等问题，这些问题需要持续的改革来解决。
“解决问题”是成思危的学术特色，他经常告诉学生，做学术研究不仅仅只是发文章，还要能够“顶天立地”，根植于中国实践，实实在在为中国解决真问题。
龙国键告诉湘声报记者，为了促进国内风投实践，成思危十几年前便倡导民建会员成立中国风险投资公司，支持了一大批创新型企业，去年在湖南也成立了一支基金。
“他学贯中西，在国内外金融与管理领域的政学商界均交游广阔、博采众长，对于中国经济动脉把握得非常准，所提观点很接地气。”赖明勇说，成思危勤于学习，每天上网不少于1小时，国内外几个重要网站都要浏览一遍，看书和研究不少于2个小时。
“他非常重视信息技术的发展动态，在虚拟经济、电子商务和智慧城市等领域均有建树，也很新潮，我们还没用Ipad的时候，他就已经在用了。”赖明勇笑着说。
每次见到成思危，赖明勇都向他讨教专业问题，发现他很愿意与人平等地讨论专业，不管别人的观点和他是否一致，都十分包容。因此，尽管身居高位，成思危一直与学界保持着良好互动。
“他是一个真正的学者，他在学界的声望来源于他的思想和专业水准，而不是政治地位。”赖明勇说。
传授当好主委“四条真经”
2002年，来长沙参加化工论坛的成思危到民建湖南省委机关看望会员，这是龙国键第一次见到这位民建中央主席。
看到高大的成思危走进来，龙国键的第一感觉是“这位主席很认真”。当时正值长沙三十七八度的高温，机关工作人员都穿着短袖衬衫，而成思危一袭正装，衬衫、西装、领带一样不少。
那时民建省委机关的办公条件较差，室内闷热难耐，成思危边把西服脱下来，边说：“你们都没穿，我也不穿了吧。”气氛顿时轻松下来，龙国键又觉得他很随和。
1994年，成思危接受时任民建中央主席孙起孟的邀请加入民建，并于1996年当选为民建中央主席，两年后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机械工程专家出身的龙国键当时对参政议政并不熟悉，他担任民建湖南省委主委之前，成思危向他面授当好主委的四条“真经”，即“关心政治、参政议政、深谋远虑、勤政廉政”。
“你以前是做技术工作，现在要做政治工作，就要关心政治、转换角色；会省委工作抓主要的，但是参政议政必须自己抓；当主委后就要开始考虑下一届班子的问题，没有十年功夫，很难培养出一个好干部来……”这些话成了龙国键在民建工作的指导原则，他认为这也是成思危本人的心得。
“他对于民建贡献巨大。”赖明勇和龙国键对此有着共同感受。成思危提出要把民建建设成“理论上清醒、政治上坚定、组织上巩固、制度上健全”的参政党，尤其是“清醒”二字他经常强调；他重视人才培养，民建不少任职重要岗位的干部都是他亲自发现和培养后成长的人才。
他非常重视联络基层，规定民建中央每位副主席都要联系几个省份的民建基层组织，在任期内必须走完这些省的每个市州，深入听取会员意见。
这项传统已经成为制度在民建得以延续，极大地加强了民建中央和基层的联系，也成为各民建省委工作的参照。
参政议政是民主党派的核心工作，成思危要求民建中央各个委员会认真调研。每次民建中央的协商会之前，哪怕只有十几分钟甚至几分钟发言时间，他都要精心准备。
“他有远见、敢讲真话、有理有据，他发言时中央领导都格外认真地倾听。”龙国键说。
在民建会员心中，成思危是一个随和的中央主席，不会令人感到紧张。龙国键回忆，成思危每次到民建基层支部，大家都想跟他合影，他总是有求必应，等所有人的要求都满足之后才离开。
身居高位坚持说真话
“要多讲真话实话，少说空话套话，不说大话假话。”这是成思危的行为准则。
2007年11月，成思危发表了《让股市日趋健康》的署名文章，指出当时中国股市的暴涨难以持续。
成思危的观点引来沉湎于牛市中的股民们的严重不满。出于担心他，龙国键曾询问深交所的一位资深人士，“成主席说的到底对不对？”
对方回答：“我们想说不便说的话，他老人家说出来了。”
成思危每一次关于资本市场的言论都会引发市场关注，赖明勇和龙国键屡次劝他少在公开场合谈股市，他却从不在意：“我是经过数据分析和研究得出的结论，没关系，股市里只要一说话就会有人骂。”
赖明勇明白他的苦心，他自己从不炒股，完全是出于公心和自己的研究，为了中国股市的健康持续发展发声。
2015年5月21日，《人民日报》上刊登的《研究金融问题需有战略观》，是成思危公开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
在这篇遗作中，他对当前关于国际做空中国等“阴谋论”表示反对：“实际上，如果把抗击‘阴谋论’作为保障金融安全的战略目标，那就大错特错了。”
赖明勇表示，这篇文章延续了成思危一贯的直言风格，表达了他对金融改革的坚定支持，“体现了一个经济学家最后的良心和远见”。
成思危对于异见的包容在民建有口皆碑。同为湘乡人的龙国键个性直率，每当他在民建中央常委会上“放炮”时，成思危总是不气不恼地维护他，“国键就是典型的湖南人”。
更有一次，龙国键致电向成思危提意见，第二天他到了长沙后竟主动说，“国键，我接受你的意见”。
“可见他真是虚怀若谷。”回忆往事，龙国键唏嘘不已。
继承了湖南人内在性格
“虽然我没在湖南生活过，但可能还是继承了湖南人的内在性格：一旦看准了的问题，九头牛也拉不转。就像我父亲一样，敢于屡败屡战。”成思危曾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说。
1935年，成思危出生于风声鹤唳中的北平，他的父亲成舍我是杰出报人，给他取名“思危”，寓意“居安思危”。
1948年底，随父亲举家搬迁到香港后，成思危就读于左派学校。受进步思想的影响，1951年，年仅16岁的成思危抛弃优越的家庭生活，抱着对新中国的憧憬回到广州，先学习化工，文革后赴美攻读工商管理。
从美国毕业时，成舍我希望5个孩子中的独子成思危回台湾继承数亿家业，但他婉言谢绝回到大陆。
成思危的老家位于湘乡市虞塘苏坡，他回去过两次，一次是在上世纪90年代，另一次则是2008年。
成思危非常关注湖南发展，每次看到龙国键和赖明勇都要询问湖南情况。
“湖南曾是鱼米之乡和有色金属之乡，物产丰富，但这些优势正在逐渐弱化，现在湖南最大的相对优势是人才。湖南人有爱读书的传统，湖南有很多大学，要发挥人才优势，通过创新转化为竞争优势，加快湖南发展。”龙国键曾听成思危在演讲中如此评价湖南。
龙国键透露，成思危有着一个“湖南胃”，能吃点辣，尤其喜欢吃腊肉和臭豆腐。他卸任后，龙国键和赖明勇时不时给他带点竹笋和腊肉，他总是开心收下。
“他当国家领导人那些年，虽然也经常来湖南，但是行程太紧，没有去过一个景点。”赖明勇曾建议成思危卸任后每年来湖南走走，一方面传播学术思想，一方面看看家乡的山水，他非常高兴地答应了。
近年来，成思危每年都回湖南。2014年本来计划好去永州和郴州，由于他身体有恙未能成行，这成了赖明勇心中的遗憾。
“未因权位抛理想，敢凭刚直献真言”
7月11日，龙国键得知成思危已到弥留之际。是夜，他辗转反侧、心神不宁，凌晨2点给成思危发了一条短信，却在3个小时后接到成思危已于凌晨零时34分去世的消息。
“他工作太拼命了，提前消耗了健康。”赖明勇惋惜地说。
2002年，赖明勇作为民建中央调研组成员陪同成思危到温州、台州等四地考察民营银行和民营企业发展。按照成思危的要求，调研行程安排得非常紧，一天要跑多个地点，白天考察完银行和企业，与当地政府座谈；晚上还一定要跟当地的民建市委座谈，看望基层会员并听取意见建议。
“我们光是陪同和记录就觉得很辛苦了，可他作为主角，每到一处要发言，却仍不知疲倦。”赖明勇感慨。
两年前，赖明勇出版由国家社科重大项目资助的《经济开放与增长》系列丛书，邀请成思危为其作序，他欣然应允，除书稿外不要求他提供任何资料，在序言中基于对项目多年的指导谈了很多观点和研究成果，全是他自己执笔。
“他的演讲和文章从不请秘书代笔，都是亲力亲为。”赖明勇说。
令龙国键难以忘记的是，在民建中央于合肥召开的非公经济论坛上，成思危发着高烧还主持晚宴，大家劝他回去休息，他却坚持留下来。
今年6月，度过八十大寿的成思危写下自赋诗《八十回眸》：“畅游人间八十年，狂风暴雨若等闲。雏鹰展翅心高远，老牛奋蹄志弥坚。未因权位抛理想，敢凭刚直献真言。功成名就应无憾，含笑扬眉对苍天。”
“他的人格魅力一直影响着我，指导着我做人做事做学问。”在赖明勇心中，“未因权位抛理想，敢凭刚直献真言”是成思危一生报国的最佳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