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9月，我调入民建湘潭市委机关工作。
那时的民建，因饱受十年文革的摧残，工作完全瘫痪，其后八十年代初开始恢复，如大病初愈开始慢步的人，显得十分虚弱。市委领导层都年事已高，机关干部加上我也只两人，经费缺少，会员严重老化，不少成员心有余悸，不想再沾民建的边，活动难于开展。一切工作都百废待举。所以，既要继承民建的传统，又急于要开拓新的未来，就成了此时的紧迫要求。我就是在这承前启后的过渡时期走进民建。
基于上述，很多当年民建的故事也都成了历史，不为现今的新会员和机关所知晓的了。那么，我借此文介绍当年的点滴，不忘过去，更开创未来，应该是有点意义的。
一、民建、工商联本是一家
那时，民建市委会机关是在十六总人民路自力街口，一栋解放前修建早已破旧不堪的老商会内，与市工商业联合会合署办公，同在一个屋檐下。即使是这样的房屋，文革中也被几户居民占住，后经政府多次协调，费了好大力气才将他们迁走。
外面挂了两块招牌，里面却是亲密的“一家俩兄弟”。领导层都互相兼职：宋后昌、李暑安主委互兼对方的副主委，杨则敬就身兼两边的专职副主委，秘书长曾绍参和李德椿也兼对方的副职，而他们全是民建会员。至于机关干部更不分彼此，经费一起统着，什么工作都一起干。出自我手而写工商联的文件不在少数，当年市委统战部刘勋政副部长交我写的第一篇论文就是《论工商联的历史作用》。而下面开展的活动，像是民建的，也像是工商联的，因为参加的多是同一张面孔。外界对此情况也已习惯了，所以，就很少分开称呼，干脆就叫“两会”。
这种情况，是自中央到各省、市，均是如此。究其原因，当然有深远的历史和政治背景。简单而言，1952年全国工商联筹备成立起，就多是民建成员参与并担任领导。其后，“两会”发展对象都是民族工商业者，活动内容基本一致，在一起办公挺方便的，于是就成了惯例。所以，工商联自成立起，就有与民建割不断的血缘关系，成了“一家俩兄弟”了。
到八十年代后期，形势有了很大变化。“两会”各自寻找发展机遇。湘潭民建率先突破了老工商业者的旧框框，向国有大中型企业发展，吸纳一批新会员，相继成立了几个工厂支部。这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对象不同，工作方式、活动内容必然要改变。再加上民建是政党，工商联是人民团体，性质有所不同，再绑在一起显然不相适应。为此，“两会”中央刊物展开过“分、合”的大讨论。老同志们对“两会”感情至深，舍不得分开。然而，人心扭不过大势。至1990年民主党派、工商联机关搬迁建设北路330号新址，“两会”也就不复存在，一家兄弟终于分开，走上了各自发展的道路。
二、老同志的优良作风值得学习和继承
到机关后，与老同志相处日久，深感他们有很多优良传统和优秀作风值得学习和继承。
首先最根本的，当然是他们高度的爱国主义情怀，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坚定跟共产党走的信念。他们爱国爱党，不管出现什么情况，始终接受党的领导；他们经受过风雨洗礼，经受过长期考验，始终与党忠诚合作，一直坚持着这一优良传统。这里有太多的事例可以说明，如《会史》中已作了记述，此处就不再赘说。
其次就是老同志艰苦奋斗、无私奉献、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那时机关工作的条件和设施是很差的。别说没有小汽车，就连买部自行车还得找熟人开后门，而很多老同志连车都不会骑。另外，当时也没有手机这玩意，会员也没有谁有能力装电话。于是，送开会通知、资料，机关老同志就靠两条腿了。他们对会员住址了如指掌，总是送上门去，从无怨言，且乐此不疲。那时，民建中央和省委都办了刊物的，我们都想办法尽早送到会员手上。常到老同志家去坐坐，也变成一种习惯。直到1986年底，民主党派才开始配一台小车，且明文规定，是解决行动不便的老同志参加活动用的。而那时机关工作搞得并不差，老同志的艰苦奋斗作风是起了很好作用的。现在国家富裕了，社会发展了，相应改善机关条件是应该的，但艰苦奋斗，认真服务的作风应该坚守住。
第三是老领导们平易近人、关心下属，都是可亲可敬的忠厚长者，这点给我印象很深。举例说吧，1985年时的宋后昌主委，已被多年的鼻咽癌折磨得骨瘦如柴了，有一次他对我说：“你是新来的机关干部，我要去你家里看看，你父亲和我还是老相识呢！”我考虑一位古稀而有病的老人，乘车、走路，从十六总到城内三义井去，这中间出了事怎么办？我也就几次婉言谢绝，但他毕竟还是去了。而这之后不到两月，同年10月，他与世长辞。此事我总记在心而感激不已。而其他一些老领导，如毛信华、袁振辉等，对我们总是鼓励有加、十分亲切，他们家里我也是常去的。
三、解决好领导班子新老合作交替是当务之急
老领导年事已高，机关干部青黄不接，会员严重老化，无疑是当年民建组织的一大现实。而其中涉及民主党派与共产党长期合作共事这一根本问题的，是民主党派领导层人物的新老合作交替和政治交接。
为了解决好这个问题，中共中央与各民主党派中央协商后，采取了一些特殊措施。湘潭民建也在民建省委指示下，积极予以行动。1986年7月民建市委补选了施宁荪同志为主委，民建旗帜首次由民族工商业代表人士手里，转到国有大型企业湘钢高级管理人才之手。于民建而言，这应该有里程碑式的意义。1987年11月又召开了湘潭民建历史上唯一的一次代表大会，增选了湘钢女会员罗旺明、江麓厂李瑞云和我三位较为年轻的市委委员。1988年10月提早一年（上一届是1984年）举行换届选举，1991年12月再一次提早两年换届。在采取了这些特殊措施后，民建市委领导班子也都是新面孔了，其后就进入了每五年进行换届的正常轨道。
1996年10月换届，因施主委年事已高，民建旗帜传到更年轻的、出身湘纺而享受政府津贴的专家型人才熊长松同志手里。后熊主委调民建省委，遂于2000年8月届中补选刘长庚同志担任主委。这对民建而言，更是具有革命性的意义。这位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湘潭大学工作的学者型年轻人才接了民建这杆旗，也就意味着民建领导层的新老合作交替至此最后完成，政治的接力棒已交到一代新人之手，与党的长期合作共存，在组织上、思想上都有了切实保障。
由于这根接力棒的顺利交接，湘潭民建的各项事业也就蒸蒸日上，呈现了勃勃生机。
四、民建事业的发展要靠不断开拓创新
如前所述，那时民建工作百废待举，但又困难重重。
最根本的困难是什么？我认为是思想上囿于过去，不敢突破。
举个小例说吧。我刚来机关时，发现除残缺不全的几十份会员登记表外，其他资料百无一有。我问领导，他说这些都是在老秘书长随身带着的一个小本本里，都在他心里。我想这怎么开展工作呢？就考虑先从摸清家底、建立正规档案做起，第一要做的就是编《会员通讯录》。这在今天算是很正常的小事了，但当时提出时，即遭到一位老同志坚决反对，他严肃地对我说：“这不行，不行！这是我们民建的机密，怎么能向社会公开呢？”这里没有必要分析这话的正确与否，老同志因经历不同，又多受历次运动不公正对待，造成他慎言慎行，这是要予以理解和尊重的。但工作还得要做，我仍然坚持下来。不久后，湘潭民建第一版，大概也是全省民建第一本《会员通讯录》就发到会员手上。这本红纸壳面、印有一只雄鹰、几十个会员而薄薄的通讯录与今天相比，质量是差的太远了，但它包含的开创性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其后，由于民建举旗人和新会员、新机关干部的开拓创新精神，湘潭民建事业又创下了不少“第一”，可以自豪地说是走在全省前列的。
再举一件大事来说吧。那就是在江麓厂发展会员、成立支部的事。谁都清楚，江麓是军品生产大厂，要到具有国防机密性质的军工企业发展民主党派成员，我们当时真有“太岁头上动土”的感觉，进厂去联系工作都有点头皮发麻，生怕吃闭门羹受样子。然而，整个工作，到1987年10月成立支部，倒是出奇的顺利，非常圆满。我想，这得力于会内有开拓创新、充满活力的举旗人，更得益于会外遇到了江麓厂有高超领导水平，特别有高度统战意识的党委，于是就有了合作双赢的结果，而江麓支部活动也一直正常开展。湘潭民建又创下了组织发展上，全省乃至全国的一个“第一”。
湘潭民建八十年代向国有大中型企业发展，九十年代向大中专院校进军，其后至现在又吸纳新崛起的民营工商企业代表人士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一路走来，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形成会员“三大板块”，而又优势互补，共创民建新局面。这无疑是与时俱进，不断开拓创新的结果。
1984年10月，去送资料，我第一次去了还位于长沙北门彭家井的民建省委。省里一些老领导，如阳忠恕、曾诚意、徐春炳等同志看到了，都很高兴地说：“这下好了，黑头发的多了，白头发的少了！“而其时，我早已过了四十岁，但这在老领导心里，仍然是件可喜可贺的事。而我也从这亲切的话中，听出了它的份量，听出了对我们的期望和信任。
三十余年又很快过去了，我也成了古稀白发老头，然而当年在民建工作的情景和领导的谆谆话语都还历历在目、记忆连心，使我至今难以忘怀。
（作者杨钧初系民建湘潭市委原专职副主委兼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