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烛尘（1882—1968），湖南省永顺县人，实业家。民建总会副主委，民建第一、二届中央副主委。1945年参与发起组织民建。1949年出席新政协。1965年黄炎培逝世后，代理主委。曾任久大精盐公司厂长，永利制碱公司副总经理、迁川工厂联合会常务理事、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公私合营永利化学工业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食品工业部部长、轻工业部部长、第一轻工业部部长，全国工商联副主委，全国政协副主席等。
李烛尘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成长起来的老一辈民主党派人士，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引导和帮助下，他经历了从旧中国迈向新中国、从实业救国走向民主建国的波澜历程，始终为国为公，一生清廉，传承弘扬了“脚踏实地、清白传家”的清廉家风。
注重家教：以勤俭立身，以自立兴家
李烛尘的清廉家风，首先源于他对“勤俭”二字的深刻践行和对子女的“自立”教育。他坚信，良好的家风是家族长盛不衰的根本，而勤劳与节俭则是持家之基。
以身作则，言传身教。李烛尘出身湘西农家，深知物力维艰。即便后来身居“永久黄”团体要职，他依然保持着劳动者的本色。据其司机王树发回忆：“烛老一生正直无私，关心别人，不只是我尊敬他老人家，碱厂那些长期在他身边工作的人都很钦佩他，自己是公司的大老板，却靠着工资吃饭，在旧社会过了那么长一段时间，没有讨过一房姨太太。”
他的生活简朴贯穿始终。据永利碱厂工作人员黄叔眉回忆，烛尘先生生活俭朴，态度和蔼，老成持重，没有官气，拒绝公司安排的小汽车，上下班多以步行为主。时任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职员的方心芳在《回忆李老太爷二三事》中记录道，1933年秋，他陪同李烛尘到临潼调研，晚上就睡在招待所的一个土炕上。当方心芳向店员索要枕头时，送来的竟是“每人两块砖头”。面对旅途的诸般艰辛，李烛尘很无所谓，经常与同事一起用锅盔泡开水当饭，或以肥饼充饥。这种不摆架子、不享特权的作风，给随行人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李烛尘（前排左三）在北京总布胡同家前院与李文采一家、郁素云、李渝娟、李文英、李明丽等家人
严立家规，公私分明。对于家庭财产的分配，李烛尘有着铁一般的纪律。他育有三男三女，但从未想过为子女积累财富。据长子李文采回忆，1931年，父亲组织召开分家会议，明确宣布：“你们祖父在永顺毛坝开火铺购置的产业你们分了吧，在北方的一切都属于永久团体，我私人是一无所有的。”
追思亡妻，立训传家。1934年，李烛尘原配郁夫人病逝，他在悲痛中写下《哭妻祭文》与《训子书》，文中怀念夫人：“勤俭治家，园蔬必亲自栽培，衣食必亲自缝饪，破败粗糙，习为故常。故来塘沽后，劝你缝一新衣而不肯，劝你雇一老妈厨子而不愿。呜呼！你之俭德，我当使你女媳等谨守勿遗。”他希望子女能继承并发扬夫人勤俭持家的美德，并将其作为家训传承下去。
鼓励独立，拒绝溺爱。在子女的职业选择和人生道路上，李烛尘从不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力为家人谋取私利。孙女李明桂在《怀念尊敬的爷爷》中回忆道：“有一次，三叔（三子李文明）从塘沽来看爷爷，想让爷爷把他调到北京来工作，也好照顾他老人家，可爷爷拒绝了，并耐心说服三叔继续留在长春工作。”
在子孙面临重大人生选择时，李烛尘也给予充分的理解和支持。长子李文采回忆：1931年他从交通大学毕业后就加入了党组织，并明确向父亲表示，自己要去苏区，参加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事业。虽然当时他不知道儿子已入党，但他听到儿子的志愿后，表现得很豁达，说：“要改变落后的旧社会，就得有人去斗争，你可以走自己的路。”在当时的政治局势下，烛尘先生能作出这样的决定，是极其难得的。
外孙向仍旦在《记外公李烛尘先生对我的教诲》中写道：1946年初夏，他报考南京“中央大学”落榜，后进入南京永利铔厂化学部当“助手”。因不适应“三班倒”工作，又背着考学失利的包袱，他内心苦恼。同年8月，李烛尘趁来铔厂开会的机会与他单独谈话，并批评道：“怎么搞的，你太缺乏少年尖锐之气了。受到一点挫折就灰心丧气，这怎么行呢？何况在厂里能够学到许多应用科学知识，还有向专家们请教的方便条件，这些，你能在课堂里学到吗？”李烛尘没有要求他立即回答，只是拍着他的肩膀说：“要振作起来，你的人生道路要靠你自己走，你能理解吧。”这番话对向仍旦启发很大，后来他通过努力考入南京建国法商学院。南京解放后，面对“参干”“参军”的热潮，他在人生岔路口给外公写信征求意见，李烛尘回信说：“读书、工作只是方式不同，目标都是为人民服务。”要他自己作决断。最终，向仍旦和同学们一起到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宁分校参加了革命工作。
在这样的家风熏陶下，李烛尘的六个子女都选择了自食其力的道路，在各自领域耕耘。长子李文采是钢铁冶金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冶金工业部北京钢铁研究总院高级工程师；次子李文奎是一名普通工人，三子李文明在吉林大学教书；长女李文英和次女李莲英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并在农村安了家；小女儿李渝娟在北京一家医院工作。其孙辈、外孙辈，也以李烛尘先生为榜样，升学、就业，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发光发热。他们都谨守“脚踏实地、清白传家”的家风，传承“仙李盘根，其实繁衍；文华遗业，惟德是馨”的家训。
廉洁自律：于细微处着手，于大义上坚守
李烛尘的廉洁，并非停留在口号上，而是融入了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并升华为一种坚定的政治品格和职业操守。
克己奉公，不享特权。新中国成立后，李烛尘曾任轻工业部部长、食品工业部部长，后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尽管职务不断提升，他的日常生活依旧保持简朴。他不抽烟、不喝酒，从不乱花一分钱。时任轻工业部副部长的罗叔章在《回忆李烛尘》中写道：“我每次与他一道外出视察工作或考察工业项目，他都是从节约的原则出发，不带警卫员，不坐专列，不讲排场，能做到艰苦深入，生活朴素。我与他到过湖南、贵州、广东、云南、四川等省，看见他一双高筒皮靴穿了多年也没有买新的。”这种数十年如一日的自律，展现了他作为领导干部的优良作风。
1954年，李烛尘作为中国贸易代表团副团长出席在日期间日方的欢迎会
李烛尘任食品工业部部长时的秘书从国滋回忆了在重庆视察时的一个细节：接待方安排的住房条件比较差，相关领导见状批评秘书工作不细致、不周到，但李烛尘毫不计较，并坦然说道：“这有什么不好，有沙发，有卫生间，足够了。”其孙女李明桂也撰文回忆，爷爷生活低调朴素，只为出国访问和接见外国客人做了两套衣服，平时一直舍不得穿，等到衣服旧了，就拆开翻过来重新做一件。他时常以此教导家人爱惜粮食，不乱花钱。
厉行节约，身体力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王光英先生曾深情回忆上世纪50年代初的一幕：他去永利公司办公室向烛老汇报工作，刚进门就看到李烛尘正在专心致志地拆信封。李烛尘将用过的旧信封拆开，翻面又重新粘好进行二次利用，以节约一只信封的实际行动，响应党提出的“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号召。
拒收馈赠，一尘不染。在对待个人经济利益上，李烛尘的立场坚如磐石。小女儿李渝娟回忆，父亲在新中国人民政府任职后，认为自己是国家干部，拿着国家工资，不应再要股份，就把久大公司的1万余元股份全部上交了。当时他家住天津，常到北京开会，按规定有车马费补贴，但他认为自己还在私营的久大公司领薪，不应再领车马费。抗美援朝开始后，他每月都将这笔本可属于自己的补贴款捐献出来，用于购买飞机大炮，直到从公司退职。
淡泊名利：倾囊报国，无私奉献
李烛尘的一生，是不断奉献的一生。他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整合相关社会资源，用于支持社会和国家的事业，生动诠释了“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人生境界。
捐资兴学，泽被桑梓。李烛尘深知“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道理，对教育事业的投入不遗余力。河南师范大学原副教授田心桃在《怀念党的诤友李烛尘》中写道：从1920年起，他便长期资助故乡两所小学的教科书和文具，甚至亲自出资购买风琴，那架风琴一直使用到解放初期。后来又在北京东四街道个人投资兴办两所托儿所，解除了职工家属的后顾之忧。
1948年，永顺县立初级中学已发展成为有6个班、近300师生的初级中学，但设备简陋，图书奇缺。学校了解到李烛尘先生是中国当代有名的企业家，又给毛坝小学捐赠过教科书和文具，于是致函李烛尘先生，请求支援家乡文化建设，购赠图书。不到一个月，李烛尘从天津来信说，同意购赠《新中学文库》一套共540册，又电告久大盐业公司长沙分公司就近购买书籍，用汽车运抵沅陵，再由沅陵用船运至永顺，以至回信十数日后，书籍便送达学校。这些书籍也成为了永顺教育事业发展的一块坚实基石。
1951年9月26日的《人民日报》刊登津沽大学改为国立的消息
抗战结束后，在以李烛尘为代表的华北工商界支持下，成立了燕京大学工科教育合作委员会。1946年，他与周叔弢、孙冰如等民族企业家在天津捐资成立燕京大学工学院，并四处奔走，向华北工商界募捐。济南纺织业巨头苗海南受其感召，慷慨认捐百万元，并在复信中盛赞此举“于工于国颇具苦心”。1948年，他担任私立津沽大学董事长，为学校提供资金支持。1951年，中共天津市委决定接管津沽大学，李烛尘全力支持，他召开董事会通过将学校改国立的相关决议，并代表董事会在给教育部的信中，恳请将学校献给国家，改为国立，为国家出力。8月19日，教育部正式批准津沽大学改为国立津沽大学，从此该校走上了服务国家建设的新生之路。
功在国家，清名传世。《人民日报》社新闻研究中心主任张首映在《边城没有忘记》一文中称赞李烛尘：“干实业的人，不尚清名，似可理喻，一贯清廉，却十分难得。……留给子孙的，除了精神，别无长物”。
1958年10月，已是古稀之年的李烛尘受政府委托回湘西视察。据时任中共永顺县委秘书胡朴荣回忆，在视察永顺县期间，因其年岁已高，车路不通，未能回到毛坝老家，便通知孙子李明达前来相见。次日，李明达夫妇背着两个年幼的孩子，步行十多公里山路赶来。目睹晚辈身体瘦弱、脚穿草鞋，李烛尘叫秘书取出40元钱，送给李明达夫妇，并叮嘱：“农村里要靠劳动，自力更生，自食其力，为社会主义做贡献，不能靠祖公。”然而，就在他严格要求家人的同时，却在离开湘西时，给州政府留下了7000元捐款，翌年又向永顺县捐赠了三辆汽车用于地方建设。这种鲜明的对比，反映出他既对家人严格、不徇私情，又倾力回报桑梓、支持国家建设，体现了清正家风与家国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