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德（1901年8月－1985年1月），湖南衡山人，曾任民建中央常委、全国工商联常委，全国和湖南省人大第一届代表，湖南省第一届人民委员会委员，湖南省政协第四、五届副主席，湖南省工商联第四、五届主委，民建湖南省委第二、三届主委，民建长沙市委第一、二、三届主委。曾为促进湖南工商业者的团结、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作出积极贡献，并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父亲向德是湖南衡山人，1901年生于书香世家，上个世纪30年代初，因为他成功研制出煤气汽车而蜚声中外，被誉为“煤气车大王”。也正因为如此，父亲成为湖南工商界的一面旗帜，享有极高的声誉。抗战胜利后，父亲逐渐被共产党的主张吸引，并加入中共领导的地下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工作者联盟，积极为湖南和平解放做工作。
1949年底，在大学同班同学王新元和故交彭一湖的推介下，父亲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并被民建总会指定为民建长沙分会筹委会召集人。在此之前，一直追求光明和进步的父亲，在中共长沙市工委领导下参与组织长沙民营工厂联谊会，先后任该会副总干事和总干事职务，并在广大工商界人士中宣传党对民族工商业的政策，为粉碎反动派企图停工、迁厂的阴谋做了大量工作。长沙民营工厂联谊会的这批同志，都是拥护中国共产党并积极参与湖南和平解放、大力支持人民解放军挥师南下并解放全中国的工商界中上层人士，后来都成为了初生的民建在湘组织的中流砥柱。除了父亲以外，陈芸田、彭六安、凌霞新、阳忠恕、袁世先、曾诚意、杨子霖、蓝肇棋、彭绪坤、王世传、沈印心、刘树鹏等老会员，都先后担任省市民建、工商联领导。
1952年，民建在湘组织成立初期，筹委会委员在县正街会址前合影留念。（向德前排左四）
民建长沙分会筹委会成立以后，还兼负着联系、指导、推动附近城市民建组织的组建工作，实际上承担着民建省委会的职责。在建国初期，父亲带领民建在湘成员，发挥工商业界的优势，积极投身于新中国建设，主要做了四个方面的贡献：
一是如期评议税赋，提前缴纳税款。新中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各行各业税赋如何拟定？其实，行业的盈利情况如何，行内人最清楚。在父亲向德以及王世传、彭六安、沈印心等的主持下，民建长沙分会筹委会率先推动工商界以行业总承的方式如期评议税赋，提前缴纳税款，形成爱国竞赛高潮。1951年春季，这一做法受到民建中央、中南财委会及省、市人民政府及税务部门的嘉奖，被称为“全国楷模”。二是配合当地政府，组建长沙建湘企业公司。由于经过长期战争，建国初期面临社会千疮百孔、物资极度匮乏的艰难局面，生产建设资金严重不足。迅速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成为新生的人民政权的首要任务。当时新中国缺乏外援，实现工业化只能动员国内财力，依靠全国人民节衣缩食。1950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按照党中央指示确定：“北京、天津两地首先试办投资公司。由小到大，按步就班，稳步前进。”民建长沙分会筹委会响应党中央号召，配合当地人民政府，在工商界人士中募集资金，继北京、天津、武汉之后，组建了公私合营性质的长沙建湘企业公司，私人资金占69％，公有资金占31％，成为全国十二家主要投资公司之一。父亲出任长沙建湘企业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建湘公司投资建设了一系列以“建湘”冠名的企业，比如建湘百货公司、建湘搪瓷厂、建湘机械厂等。
1951年向德任长沙市副市长兼长沙建湘企业公司总经理
三是投身抗美援朝，动员工商界捐献战斗机。1950年6月朝鲜内战爆发，9月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1952年，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六一”号召，动员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民建长沙分会动员工商界民建会员带头捐款。据统计，由民建会员担任主要负责人的28个行业捐献金额68.2万元，占工商界捐献总额135万元的半数以上。最终，长沙市工商界人士捐献了9架“长沙工商号”战斗机。四是协助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者进行社会主义改造。1955年4月，民建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了民建“负有协助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特殊使命”。民建长沙分会认真传达贯彻了民建“一大”精神，将全部工作集中到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服务上来，并与工商联联合成立了协助改造工作队，深入各行各业，协助工作。截至1956年1月20日，长沙38个行业、6567户私营工商企业，经长沙市人民政府批准，实现公私合营，其中猪肉、食油、矿物油3个行业私人店铺直接过渡为国营商店。继北京、上海、天津之后，长沙成为全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较早的城市之一。父亲参政后，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作为党外人士，既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又要代表所联系的党派和群众的合法利益，实事求是地反映他们的情况和诉求。”他归结了两条原则：必须接受双重领导，但以当地党委为主；必须在坚持党对工商业者“利用、限制、改造”方针的同时，代表工商业者的合法利益，不如此就不能起到帮助党联系这部分群众的作用，甚至无存在的意义。按这两条原则，父亲此后三十余年与党肝胆相照，为民直言以谏，受到省、市党委的肯定乃至中央重视，并多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1956年5月30日，父亲与部分省市领导一起，陪毛主席畅游湘江。其间，主席向父亲了解本地公私合营的情况。他问：“这些大大小小的老板是不是都乐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父亲回答：“那未见得。许多人是白天敲锣打鼓，晚上抱头痛哭。”毛主席夸父亲讲了真话。
1956年12月，全国工商联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湖南代表团合影（二排右五为向德）
同年底，全国工商联召开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期间，毛主席邀请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的负责人以及各地工商界的代表人士到中南海座谈。主席点了父亲的名，要他发表意见。他如实汇报了湖南小工商业者存在的问题和困难。“一是经济方面。公私合营后，工商业者除了工资外，只有定息收入。工商业大户每年有几十百把万的定息收入，而如我这样的每年只有百多元，一般的只有几十元，饮食行业中甚至还有不少每年只有几块钱的小户。对于湖南中小工商户来说，定息少得可怜，已经成了有名无实、有害无益的东西，有些人宁肯放弃它以摘掉剥削人的帽子，争取早日由私方人员转变成公方人员。由于定息工资待遇很低，生活困难户颇多，恳请中央帮助解决。”毛主席对此情况有所了解，他说：“现在资本家当中大体有百分之七十左右对定息没兴趣。一个月拿几毛钱，他们要求放弃定息，摘帽子入工会，享受劳保待遇。我看也可以放弃吧。至于小工商业者的生活困难，要拿出可行办法考虑解决。”李维汉提出建议，由政府拿一点钱，工商联再自筹一点，以解决小工商业者的实际困难。刘少奇、陈云和陈叔通等人都说可行。当时就在会上商定好每年由政府拿一百万元，其余从大户的定息中扣除百分之十，用作工商界的困难补助金。此后，这个办法实行了几十年，小工商业者的困难户一直享有这笔补助金。父亲接着说：“第二是政治待遇问题。我不是讲自身，党对我们的政治安排都很好，但对工商界的子女在一些地方没有做到一视同仁，他们升大学、入共青团都比较困难，有的甚至连红领巾都戴不上。”父亲在中南海座谈会上的发言，完全不是反映自己家情况。1956年，他已是行政10级，母亲是行政21级,父母工资收入加起来超过了300元，这在当时算是少有的高收入家庭。在我们兄弟姐妹当中，入团入党的都有，更不用说戴红领巾的问题。父亲旨在代表众多小工商业者的合法权益，向党和政府反映真实情况，供领导者决策。父亲之所以敢于说真话，是因为他长期坚持深入群众开展调查研究。他正直亲和的性格，也使人们愿意向他倾诉苦衷。虽然已经过去60多年，我仍然记得他利用休息时间，走东串西走访调研的情景。1956年秋季的一个礼拜天上午，父亲没吃早饭就出了门，我也跟了出来。我们从苏家巷出发，经黄兴南路、司门口穿越五一广场，又走过北正街，一直走到北二马路，花了将近4个小时。我又累又饿，父亲才在熙宁街口的一家小饭铺停了下来。当时长沙城区并不大，“南门到北门，七里又三分”而已，走完这段路一个小时足矣。但因为父亲沿途见到绸缎庄、百货店、南杂食品铺以及印刷社，都要进去瞧瞧。每进一家店，父亲都要和老板或者工人聊天，问他们公私合营之后生意怎么样、收入多少等问题，所以费时不少。因为父亲随和亲切，大家便自然地向他诉苦衷道实情。到了饭铺后，父亲在前台点了一份辣椒炒猪头肉，一份芹菜炒香干，一碗雪花蛋汤。厨师端菜上来时，认出了父亲，说要再去炒几个菜。父亲执意不肯，还请厨师坐在边上一起聊天。厨师原来是这家饭铺的老板，公私合营后改任副经理，实际上就是负责后厨。大人们聊天，我埋头吃饭，依稀听得那位厨师感叹说，收入大不如前了，养家糊口都有困难云云。1957年5月，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约父亲谈话，动员他带头鸣放，帮党整风，并表示：“帮助党整风，应当实事求是、无所不谈。我们党一贯是要人讲话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父亲认为，既然毛主席、党中央号召各界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省委一把手又亲自谈话动员，没理由不响应号召。他亲自深入全省各个地州基层，了解工商业者和民建所联系的经济界人士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召集全省各地工商联负责人座谈，根据座谈记录起草了发言稿。父亲要求对材料中所列事例必须逐一核实，不允许半点虚假。初稿形成后，他慎重地修改了几次，使行文尽可能地舒缓平和。发言的主旨是建议改进干部工作作风，充分调动工商业者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虽然当时这篇名为《是什么原因阻碍工商业者的积极性》的省政协大会发言成了父亲被错划为“右派”的主要“罪证”，但后来也得以拨乱反正。父亲一生朴素，不尚奢华，粗茶淡饭，即感满足。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组织上为他配备了一辆美式吉普车，但在一般情况下，他不大坐车，而喜欢边走边看、边找群众聊天。若是头发长了，就坐在路边的剃头担子上剃头。时值解放初期，国民党特务活动还很频繁，这急坏了随行的警卫员小沈，为安全起见，他不得不劝阻，父亲却说：“几十年来我都是在剃头担子上理发哩!”1981年春，父亲的衡山老乡——同为湖南“六君子“之一的刘廷芳先生从美国归来。父亲身为湖南省政协副主席，竟找不到一身稍好的衣服穿。母亲赶紧给他添置了一套哔叽料子的蓝色中山装，他才穿戴得体地去拜会从海外回来的老朋友。 父亲生活节俭，所用之家具一直是旧的，长条木沙发裂开了缝，双门衣柜脱落了漆，仍舍不得换好的，唯独架上的书籍常常更新。父亲说：“生活上我是知足常乐，事业上我是不知足才常乐。要使自己在事业上不落伍，知识就必须不断充实，不断更新。”在我们的记忆中，父亲从未收受过任何人的礼物，即使是我们成年后买东西回家，他也要按实价付钱给我们，更不用说对别人。1979年9月父亲八十寿诞，一些故旧纷纷打电话来要为父亲祝寿，他一一婉言谢绝。为了回避登门造访者，生日那天一大早，父亲便由母亲陪着去游了一天烈士公园。父亲研制煤气汽车时所带的几个学生，当天也吃了“闭门羹”，他们知道父亲酷爱读书，转而去新华书店购了一套《中国文学史》从邮政局寄了过来，聊表心意。他们在书的扉页上题写了这样的文字：“向德总工程师八旬寿诞纪念——国事迎来日日新，欢度晚年胜过春。祝愿健步登期颐，史书一册表寸心。”后来，父亲还是按价把书款寄还给他们。1954年，向德（二排右五）在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与湖南代表团的合影。父亲一生矢志追求进步、光明和真理，特别是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后，始终不渝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制度、忠于人民事业，为国家建设和民建事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他求真务实的思想、光明磊落的品格、为民奉献的精神，是后辈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必然激励民建后辈们听党话跟党走，不断开拓进取、奋勇向前，在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中体现新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