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人：姚绮云， 第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民主建国会湖南省第三、四届委员会委员，政协冷水江市委会第三、四、五届副主席，民建冷水江支部第一届主任委员。

主动要求支援边疆建设

我叫姚绮云，1940年9月出生于杭州。父亲毕业于浙江大学，是一名数学教师。母亲曾上过高中和杭州市英语学习班，家里算得上是书香门弟。

1955年，我从杭州女子中学毕业，正巧碰上大连化工学校来杭州招生，这是一所专门为支援三线建设培养人才的学校。由于一直表现较好，我没有经过任何考试，直接被保送进入学校，就读于固定氮专业。刚入学那会儿，食堂一周只能吃两次白面，其余时间只能啃苞谷窝头，这让从小在南方吃惯大米饭的我非常不适应，但内心的信仰很坚定，那就是听党话跟党走、党叫干啥就干啥。经历了最初的适应期后，我克服了生活上的困难，把时间和精力投入专业学习之中。

1958年毕业前夕，为响应党中央支援边疆建设的号召，我义无反顾地在三个分配志愿上都填了云南。记得我先在云南省化工厅工作了一个月，接着马上去了位于开远的驻昆解放军化肥厂。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步兵预备学校集体转业官兵筹备建设的一家氮肥企业。我去的时候，工厂刚破土动工。那时没有什么外请施工队的做法，我们和解放军官兵一样，共同参加挖土方劳动。厂子建成后，我在合成氨车间任技术员，在云南工作了18年。

后来冷水江的资江氮肥厂投厂建设，亟需技术人员。经同事介绍，我又调到资江氮肥厂，先后任科员、副科长、科长、处长、副总经济师、总经济师等职；技术职称则为技术员、助理工程师、工程师、高级经济师等。可以说是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上了企业的领导岗位。

积极筹备成立民建冷水江支部

1987年，我在湖南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参加为期三个月的“厂长、经理、总经济师班”轮训。民建省委会组织处干部阳希桂找到我，动员我加入民建，当时我已是冷水江市政协副主席，但自己长时间在企业工作，对多党合作制度及民主党派认识并不深，就没有答应。但她并未气馁，多次找我交流，并给我看一些民建会章会史的资料，让我逐渐认识到民建是一个由经济界中上层人士组成的参政党，是我国八大民主党派之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入民建也能进一步增强自己参政议政能力，从而更好地发挥参政议政的作用。1988年3月，我成为了娄底地区第一位民建会员。

后来民建省委会又陆续在冷水江发展了几名会员，比如市工商联的陈显兴，建材公司的姜维敏。姜维敏联系比较广，他也很快发展了几位会员。1994年，冷水江已有7位会员。我们根据民建省委会、中共冷水江市委统战部的安排，开始筹备成立民建冷水江支部。当时的条件很困难，经费严重缺乏，我找到资江氮肥厂厂长，汇报了筹建民建支部的困难，厂长也很支持我的工作，当即批了1万元经费。陈显兴就用其中部分经费，为民建办公室配备了基本的办公用具。同时，他刚从市工商联调过来，最初的工资也是从这笔经费里支出。后来，我又找中共冷水江市委市政府汇报情况，市财政给民建支部拨了1万元，民建支部的筹备工作得以继续进行。1994年9月，民建冷水江支部成立了，我有幸当选为第一任主任委员。

牵头提出推动一部法律出台的议案

1988年1月28日，是我毕生难忘的日子。这天，我接到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寄来的红色通知书——我正式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喜讯传来，我格外激动、格外兴奋，也格外不安。我深深感谢党和人民给予我的高度信任，也深深感到肩上担子的沉重。我暗下决心：一定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在当选人大代表期间，尽职尽责、不辱使命，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向党和人民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

为此，我重点学习了宪法、组织法、选举法及有关法律，认真参加代表视察和代表小组活动，应邀列席省、市人民代表大会，及时关注各个时期社会热点问题，注重倾听老百姓的呼声，进而启发自己向国家提出相应的改进建议和意见。由于采取了灵活多样的办法，掌握了许多的第一手资料，为自己参政议政创造了条件，提供了依据。在此基础上，我开始提出建议、议案，履行参政议政职能，并产生了实际效果。1991月3月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期间，我牵头提出了《关于尽快制定、颁布、执行代表法的议案》，一年后，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为此，1992年3月22日《湖南日报》头版刊登了题为《湖南代表参政议政水平高》的报道，文章中写道：“根据我省代表所提两项议案制定的两个法律（草案）已列入本次人大会议议程。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期间，衡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彭仁阶等32名代表和资江氮肥厂总经济师姚绮云等32名代表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关于尽快制定人民代表法的议案》。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经过调查研究，并与有关部门商议后认为，为了保证代表依法行使职权，充分发挥代表作用，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制定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是必要的。为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反复修改，完成了草案的草拟工作。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定，将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草案）提交这次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同时在审议该法草案时，我还对其中某些条款，提出了具体修改的建议，例如：关于代表执行职务的保障，《草案》第二十九条规定：“代表在人民代表大会本级会议上的发言和表决，不受法律追究”。我认为此提法局限了代表执行职务，而且与其他条款有矛盾，因为代表可以列席原选举单位的人民代表大会，并可以应邀列席原选举单位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会议。照理，在列席会议上的发言，同样应该受到法律保护。因此，大会采纳了我的建议，修改为：代表在人民代表大会各种会议上的发言和表决，不受法律追究。《代表法》的颁布，用法律的形式明确了代表的地位、作用、权利和义务，使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更加完善。

被媒体称为化肥企业的“阿什拉维”

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企业常常面临自身无法协调的问题。如化肥作为农业生产资料，受到国家限价的制约，且有上交任务，仍带有计划经济的特色，而原材料煤、电、运输已进入市场经济，价格上涨幅度大，造成化肥企业效益急骤滑坡。1993年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期间，一位坐着火车硬座从湖南赶到北京的同志，将一份有南方数家中氮企业厂长签名的紧急报告交到我手中，要求“递上去”，顿时我深感责任重大，似乎代表职责也具体起来。于是凡有发言机会，我必陈化肥企业的现状，向所接触的领导反映企业的困难和要求，先后提出了“恳请国务院认真研究、采取措施、帮助支农企业走出困境的建议”“关于切实采取措施、拯救化肥企业”“关于合理确定化肥价格的建议”等等，从而引起了国务院和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如1995年国家计委在承办“关于合理确定化肥价格”的建议时，明确指出：“您提出的国家要加强化肥流通领域的整顿和管理，减少经营环节，加强价格监督检查，真正减轻农民负担，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建议非常好，对此国务院领导十分重视。”同时国家先后制定了一些对化肥企业的扶持政策。1995年2月，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化工部联合发出了《关于进一步明确化肥企业享受有关优惠政策的通知》，重申和强调了国家对化肥企业的各项优惠政策，以督促有关部门更好地贯彻落实。由于经常替化肥企业奔走呼吁，媒体将我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那位词锋锐利的女发言人联系起来，戏称我是化肥企业的“阿什拉维”，即化肥企业的代言人。当然，我没有阿什拉维那么大的名气，我只是履行一名人大代表的职责而已。

三次向朱镕基同志进言

作为湖南省选出的人大代表，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同志在“两会”期间都会来湖南代表团参加讨论。1995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期间，朱镕基同志如约而至。因为他工作繁忙，参加讨论的时间只有一个多小时，这其中还包括他讲话的时间。因此湖南团事先安排了几位代表在小组讨论会上发言。而我并没有在被安排的发言代表之列。我这人吧，平时胆子不大，但遇到重大场合胆子还是大的，心想着应该对朱镕基同志说几句心里话，反映一下化肥企业的困难和问题。于是，在时任省建委主任高锦屏代表第一个发完言后，我不管三七二十一，猛地站起来要求发言。在场的代表团领导也默许了我的做法。就这样，靠着“抢来”的发言机会，我以资江氮肥厂为例，向朱副总理诉说了支农企业步履艰难、价格成本倒挂、企业发展困难等情况。我发完言后，看到朱副总理一脸严肃，在本子上不停地记录着什么，心中感觉有些忐忑。但想到自己作为人大代表，向国家领导人反映情况是应尽之责，心中也就释然了。

1996年3月7日，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朱镕基副总理又一次来到人民大会堂湖南厅，参加湖南代表团讨论。大厅里顿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代表们自发地从座位上站起来，表达对朱镕基副总理的敬意和欢迎。因为会议未安排我发言，我就安安心心地坐在后面。会议开始，岳阳市市长黄甲喜代表、株州冶炼厂厂长曾维伦代表先后发言。但就在此时，朱镕基副总理突然问道：“去年有个氮肥厂的女厂长来了没有？去年在这里说了半天。”时任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代表团团长刘夫生回答说：“有，是姚绮云，是会计师。”朱副总理又风趣地补了一句：“她现在不是厂长，那将来可能是厂长。”其实两位领导都说错了，当时我既不是厂长，也不是会计师，而是厂里的总经济师，而且已经办理了退休手续。也许是受宠若惊，我的脑子还未反应过来，就被刘夫生主任叫到朱镕基同志面前。朱副总理关切地问：“去年你们厂情况怎么样？”没想到朱副总理还牵挂着去年我向他反映问题一事，我的心里一阵激动，说：“感谢朱副总理的关心，我厂生产经营情况有所好转，去年共生产尿素19.82万余吨，按省政府的规定上交了10万吨，1两不少，上交的价格不含税价是1150.44元/吨。”此时，朱副总理插话说：“了不起，这个厂子办得好。”接着，我就厂里的生产经营情况做了更为详细的汇报。朱副总理认真听完后，接着又问：“你们人平年收入多少？”我回答：“包括工资、奖金、福利补贴一起7千余元。”“那你们比株冶还少了3千元，化肥也是一个微重的劳动岗位。”接着，我抓住时机汇报我厂18万吨合成氨、30万吨尿素扩建工程的筹办情况。朱镕基副总理兴奋地说：“谢谢你，你回去对全厂职工讲，我对他们表示感谢，你们这个厂子办得好。”

一个普普通通的支农企业，能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得到国务院副总理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特别是出于一贯严格要求、在人们印象中态度严肃的朱镕基同志口中，实在是一件不易之事。整个湖南代表团沸腾了，代表们纷纷向我祝贺，省领导也高兴地说：“这是湖南省得到的最高层领导人的表扬。”第二天，人民日报、湖南日报等重要报刊均在头版报道了这一新闻。为此，时任省长的杨正午专门拨给资江氮肥厂100万元作为奖励。

1997年3月3日，又是一年两会时。朱镕基同志再一次与湖南代表团全体代表共商改革发展大计。这次，代表团领导安排我第二个发言。在朱镕基副总理的关心和鼓励下，资江氮肥厂1996年的利润比上年增长1.62倍，产值、产量、销售收入等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创造了历史最好水平。职工人均年收入也有所增加。我此行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完成全厂交给我的重托——向朱镕基副总理递交感谢信。根据会议安排，第一位代表发言完毕后，我来到发言席前，充满深情地说：“尊敬的朱副总理，我受资江氮肥厂一万名职工、家属的嘱托，向您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问候，衷心感谢您对我们资氮人的关怀和鼓励”。此时，我情不自禁地向他深深鞠了一躬。接着，我向朱镕基副总理汇报了我厂1996年的生产经营情况和“1830”工程（扩大氮肥厂生产能力）的准备工作和进展情况，并就如何深化国企改革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最后，我快步走到朱镕基同志座位，恭恭敬敬地把《感谢信》送到他手中，朱副总理高兴地接过感谢信，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不要感谢我一个人。”大厅里立即响起热烈的掌声，此时，我又来了个“小动作”，请朱镕基副总理在大会的纪念封上签名留念，他高兴地答应了，在6个纪念封上签了名。

十年人大履职获好评

我很荣幸当了十年全国人大代表，这不仅是头上的光环，更重的是责任和义务。在此期间，我向大会提交议案和建议共161件，均得到较好的效果。又比如我在八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期间提交的“关于帮助部分煤炭企业走出困境”的议案和“请求对湖南省重点煤炭企业减免增值税的建议”等，引起煤炭部的高度重视，在认真调查研究后，国家拿出40亿元贷款规模和资金，重点清理冶金、化工、电力“三角债”。煤炭企业的增值税率由17%降至13%，国家还考虑到湖南煤矿的实际困难和自然条件不足等因素，1994年在核定亏损指标时，继续保留了1.82亿亏损补贴等。为此，涟邵矿务局原局长周仁涛同志连声说：“姚总，我们煤矿职工感谢您”。

我参政议政的情况，《人民日报》《湖南日报》《经济参考报》和《中国化工报》等先后23次作了报道。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在内部刊物《联络动态》上写过一段话：“第七、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资江氮肥厂总经济师姚绮云同志，十年来如一日，认真积极地履行代表职责，尽情、尽心、尽职、尽责为人民办实事，在代表中做出了好的榜样”。1997年11月，我结合自己当人大代表时的经历和感悟，撰写了《十年代表之路》一书在省内外交流。我的业绩还被载入由江泽民总书记亲笔题名的《中华魂》中，并获荣誉证书和铜牌，证书上写道：“姚绮云同志，您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和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做出的突出贡献，已被载入大型文献《中华魂·中国百业领导英才大典》。”

多年来，我凭着脚踏实地的工作，清清白白的做人和优良的工作作风，获得企业和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多次被评为“石化系统管理先进工作者”“民建湖南省优秀会员”“冷水江市十大新闻人物”等荣誉20余项。

岁月静静流逝，转眼我已是八十岁的老人，一切都已成为昨天。昨天，我留下了奋勇前进的足迹，留下了竭力攀登的履痕，这美好的、幸福的、难忘的记忆将永存我的脑海里。